1962年10月1日，北京的节庆气氛刚刚升温，钓鱼台的会客厅里却暗流汹涌。红地毯上，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笑意不多，我方陪同的是周恩来、陈毅等人，场面礼貌却针锋相对。
其实，与会者都清楚一件事：喜马拉雅山那边已火星四射。自1959年起，印度哨所一座座越线，打着“前进政策”旗号，硬把我国大片领土往自家地图里涂。北京多次照会，新德里却当耳旁风。
追溯更远，可见开端。1947年，印度摆脱三百年殖民统治，尼赫鲁成了总理。接受英式教育的他，怀抱“大印度”梦，嘴上说和平，骨子里要扩张。1950年代初，他还频频对中国示好，“印华友好”四字挂在口边，可转眼便对麦克马洪线南段动起了心思。
变数来自莫斯科。斯大林去世后，赫鲁晓夫急着翻旧账，提出“和平竞赛”“三和路线”。苏印关系乘势升温，苏印科技、军火合作大踏步前进。尼赫鲁拿到大笔贷款，还添置了炮兵、坦克，腰杆一下硬气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1954年印度公然占领藏南大片土地，世界各国多半沉默。苏联不但不谴责，反而暗送秋波。更遗憾的是，一些西方国家见缝插针，添油加醋，印度的自信被外援不断喂大。
1959年，中方平叛进藏，尼赫鲁却在新德里公开接见西藏叛乱头目，还宣称“要让中国知难而退”。毛主席和周总理仍坚持谈判路线，命边防部队后撤二十公里，向印度示善。尼赫鲁却把这视为软弱，在议会得意洋洋：“我们已迫使中国停止前进。”
就在这种气氛中，赫鲁晓夫抵京出席国庆十周年。晚宴上，他一口气夸了半小时美国的冰箱、汽车、摩天楼。毛主席放下烟斗，平静提醒：“你们的情况我们理解，可中国自有道路。”
话锋一转，赫鲁晓夫抛出中印边界话题，指责北京“强硬”。陈毅忍无可忍，打断道：“话要讲凭据，不是喊口号。”沉稳的川音在厅里回荡。赫鲁晓夫脸色骤变，拍桌叫道：“我是第一书记！”陈毅不卑不亢：“当书记也得讲道理，不能只为朋友一家撑腰。”
角力正酣，毛主席终于出声。他语速很慢，却句句铿锵：“边境是我们的祖宗留下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必要还击。”屋里顿时陷入静默。赫鲁晓夫捏着茶杯，半晌只挤出一句：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会谈之后，北京仍向新德里递交最后通牒，愿意和平划界。尼赫鲁回复却是进兵。10月20日清晨，喜马拉雅高原枪声骤起，印军从东、西两线突然进攻。中央军委早已做好双重部署：一面继续外交努力，一面命西线司令员张国华、东线司令员肖华整军备战。刘伯承坐镇战略指导组，调集高原作战强旅，铺设简易机场、搭建高山输油管，确保给养通畅。
战场很快证明了判断。印军重步兵在海拔4000米之上依旧采用英式密集队形，火力分散。我军则以穿插突击、分割包围为主：先两翼开刀，再从山后合围。20日夜，157团翻越海拔5000米的达旺山口，天亮时直捣印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部。旅长达尔维举白旗，昔日“王牌”一天土崩瓦解。
东线的瓦弄、罗隘口，西线的班公湖、克节朗，也几乎是同样节奏。印军一路溃退，战线迅速收缩。11月中旬，解放军前锋距新德里不到300公里，印度内阁一度准备迁都孟买。尼赫鲁对外电告求援，华盛顿、莫斯科都保持了微妙的沉默。
就在外界猜测中国是否会“长驱直入”时，11月21日清晨，新华社播发《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公告》。我军当即主动后撤至实际控制线后方二十公里，并释放大量伤俘。世界舆论一片哗然，有人惊呼“打赢了还退兵，古今罕见”。
这种做法绝非心软。高原即将大雪封山，补给线已拉到极限；更要紧的是，战争目的在于捍卫边界，而非占地扩张。主动收兵，不但消解了“入侵”口实，也向国际社会展示出新中国的战略定力。
多年来，印方偶有大小动作，但那句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”仍是最简明的警示。自卫反击战带来的震撼长存，边境暂获平静。没有人会忽视，正是当年那些在海拔5000米巡逻的年轻士兵，用生命和耐力筑起了雪域的长城。
山风依旧凛冽，界碑依旧静默。历史的脚步翻过六十多年，那场争论留给后人的是清晰而坚定的信念：国家主权不可侵犯，尊严从来不是谈出来的，必要时要靠实力去守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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